202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展现出回升向好势头。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现良好，出口也较为出色。4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全面部署，涵盖投资、消费、出口等层面，政策部署“多管齐下”“能用尽用”，体系均衡且全面。政策还特别强调宏观政策的民生导向（不仅是促消费，更是“投资于人”，体现投资消费统筹）。房地产市场政策开放度提升添盈聚富，城市政府在收购主体价格和用途方面获得更大自主权。新型城镇化政策推进市民化，释放消费潜力。
对比近三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政策导向持续深化：在质与量的关系上，最新要求是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明确在追求质量的同时必须确保合理的经济增速；在需求侧管理上，从疫情后初期优先恢复消费，发展为近两年强调“激发有潜能的消费”与“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并重，今年更是要求“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核心是消费与有效益的投资协同发力（“三驾马车能用尽用”），形成良性循环，所有政策最终都要服务于增长目标。
这种对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视提升，从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分析（如高频词从2019年的“高质量发展”等转变为2025年的“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增长”并重）中也得到印证。
尽管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但基于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和中央全面、协调的政策组合拳，我们有理由期待下半年能够延续趋稳向好态势，实现中期稳定增速的目标。
标志性改革措施要落地见效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过去相比，今年我们提出了“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指引”，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这实际上是对民营经济做不好或不愿做的领域进行补充，是履行战略使命的要求。
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企业破产机制。长期以来，我国改革重点在于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以促进企业进入市场。然而，企业退出机制相对不畅，存在“入口畅出口不畅”的缺陷，导致市场出现了不合理竞争现象和产能过剩问题。为了优化市场资源配置，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企业破产机制，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推进企业注销配套改革，完善企业退出制度。这一举措对于促进市场优胜劣汰、提高经济整体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继“2·27”民营企业座谈会显著改善民营经济长期预期和遗留问题解决基本面后，当前需着力解决其最关切的问题。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公平竞争至关重要。自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公平准入、平等竞争、同等保护”的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添盈聚富，仍存在一些不公平现象，特别是国家投资重大项目对民营经济开放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此外，民营企业还面临拖欠账款、不合理执法等问题。
当前，企业间“内卷式”竞争现象较为严重，主要表现为企业压低价格、在生存边缘相互竞争。这种恶性竞争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企业利润减少，投资意愿降低，市场信心不足。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速放缓，市场容量收缩，企业间的竞争愈发激烈；二是数字化时代技术迭代迅速，企业兴衰周期被压缩，生存压力剧增；三是市场机制不完善，“优胜劣不汰”——长期侧重鼓励进入而忽视退出机制建设，导致大量低效甚至亏损企业长期滞留市场。整治“内卷”需要多管齐下，需要解决市场机制不完善的问题。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竞争问题，本质上是基本面发生了变化。过去，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垂直分工模式，即他们专注于高端产业，而我们在中低端领域发力，双方产业互补性强，通过国际贸易实现了互利共赢。例如，我们在服装、鞋帽、玩具、箱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优势，而发达国家在高端消费品和机器设备等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双方产业相互补充，消费者从国际贸易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然而，自2012年以来，中国的产业升级速度迅猛，与发达国家逐渐步入水平分工阶段，这意味着我们在越来越多的产业领域与发达国家展开直接竞争。以手机行业为例，华为与苹果在全球市场上短兵相接，双方在技术、市场份额等方面展开了激烈角逐。再如，我国在风力发电机叶片、盾构机等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这些变化使得跨国公司面临新的挑战，其两面性特征日益凸显：一方面，他们渴望与中国庞大的市场、完善的产业链和优质的零部件供应保持紧密合作；另一方面，他们又对中国持续增长的竞争力感到担心，鼓动其政府对中国采取遏制的态度。
中美在经贸领域存在较大的谈判空间。双方的诉求存在一定的错位添盈聚富，这为谈判提供了可能性。美国希望解决贸易逆差问题，我们则致力于推动技术与市场的开放合作。近年来，中国对美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我国贸易多元化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紧密的贸易联系。这表明，即使中美之间存在贸易摩擦，中国依然能够在全球贸易中保持稳定的发展态势。
全球化进程中，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波折，但从长远来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依然强劲。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一度稳中有降，在疫情暴发的2020年和2021年降至过去16年的最低点。然而，自2022年起，全球贸易迎来了再一轮增长，占全球GDP比重达到了历史新高61.24%。
除全球贸易外，跨国公司全球分工指数以及跨国公司研发投入的海外比重等其他几个重要指标也在快速回升。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全球化注入了新的动力。以全球最大的100家数字跨国公司为例，它们在海外的投资、雇员和业务比重持续增加。我们的《黑神话·悟空》游戏和DeepSeek产品就是典型例证，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充分展示了数字化产品的全球化潜力。
跨国公司在华经营面临着合作与竞争的双重压力。部分跨国公司因无法与中国本土企业竞争而选择退出中国市场，这并非仅仅是因为投资环境问题，更是由于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不断提升。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投资环境仍需进一步完善，朝着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不断努力。
尽管如此，我们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充满信心。这种信心源于中国强大的创新能力、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丰富的人力资本以及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经济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其复制、复用、复刻的特性使得大规模市场优势尤为突出，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总体而言，当前经济工作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在保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实现中期平稳增长方面，有信心，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未来，我们需全力统筹各项支持政策，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与开放。同时，要注重市场与政府的同向发力，尤其是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此外，保增长、强信心和稳预期三者必须相互加持，实现质与量相统一的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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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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